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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者叶伟民:发现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情怀的伟大故事

时间:2019-01-13 03:33 点击:
非虚构不是说去重构一张照片,不是说去写一本档案,不是说写一份灾难现场勘察记、勘察报告、调查报告。一定有写作者自己的观察和理解,也带有写作者个人的世界观

非虚构写作者叶伟民:发现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情怀的伟大故事

叶伟民
叶伟民是资深的媒体人与非虚构写作者,曾担任ZAKER总编辑,南方周末特稿编辑、记者,新华社记者等,同时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访问学者、特约业界讲师。
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并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笔下呈现过灾难、拆迁自焚者、新疆流浪儿童、缅甸政治犯以及越南街头的愤怒青年。代表作有《伊力亚的归途》《父亲的66号公路》等。
非虚构作家关军这样评价叶伟民:“故事写作这几年持续升温,参与者众,自然是我这个写作人所乐见的,更难得的是叶伟民这样的高手愿意为手艺的传承尽力。他是有禀赋的写作者,又精于方法论,尤其在采集和处理素材、将其转化为动人故事的技能上,他堪称魔法师,拥有宝贵的经验。”
而凭《系统》一文获奈特国际新闻奖(Knight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ward)的前南方周末新闻总监曹筠武评价他说:“讲一个真正的故事仿佛勇者斗恶龙。遇到与自己能力匹配又值得书写的故事实属难得,而勇者与恶龙互相成就、得以双双留下传说的机会更微乎其微。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叶伟民讲授的也正是屠龙之技。但尝试过寻找龙的踪迹也是好的。”
而叶伟民讲:“传统新闻工业留下的诸多瑰宝,我也是受益者之一,如果说更幸运的话,是在我足够年轻的时候,老江湖们还没散去,让我如一指海绵般吸取过大海数滴,现在我将它们献给你。”
以下为叶伟民专访:

非虚构写作者叶伟民:发现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情怀的伟大故事

刘:进入媒体工作之后,哪些人对你的写作产生一些重大的影响?
叶:2006年我离开新华社湖南分社来到了广州,加入创刊没多久的《南都周刊》,那时我们几乎每个人手上都会有一本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普利策奖特稿卷》,里面就是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历年来获奖的特稿作品的大集合,非常厚的一本。
我记得第一篇《凯利太太的妖怪》影响了很多人啊,讲的是一个脑科手术,记录医生怎么给主人公做手术的全过程,作者用的是一种极具镜头感的手法,将惊心动魄的手术过程复原出来,这个写法在当时非常创新,后面也影响了很多写作者。
当时我们的主编张平老师,他会定期通过邮件发给我们一些文章,并且点评点评什么的。有一篇对我影响很大的文章,叫《恩里克的旅程》,是零三年的普利策特稿奖的获奖作品,讲的是洪都拉斯的一个男孩儿恩里克,八次穿越危险的美墨边境,到去美国找他那个打工的母亲团聚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世界视角,并且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所以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蛮大的,也影响了我一二年后来做的也提到了这个《伊里亚的归途》。
现在回想起那时候,还是会有一种得到新知的感觉,一个完全没接触过特稿的二十六岁的男青年,求知若渴的那种状态啊,那种感觉就像是风从窗外吹过来,吹在脸上,好像原来我是被一层纸蒙着的,呼吸不了,突然间纸吹走了,我就能大口大口呼吸的畅快感觉。
当然还有很多经典书籍,我们也都买来看了,在《南都周刊》那两年也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两年,后来还参加了汶川地震。我相信对很多参加过汶川地震报道的记者来讲,这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经历。那么我自己也是一点一滴去积累,影响我写作的简直太多了,汪洋大海一般,我也很幸运,在那个时代自己就像个海绵一样能够尽情吸收。
刘:我发现你更喜欢“伟大”的故事,我从《伊利亚的归途》《父亲的66号公路》中看到宏阔的叙事意象和崇高的美学取向,这是由哪些因素所造就?
叶:确实是的,我确实喜欢伟大的故事。那篇《恩里克的旅程》对我影响很大,这样的特稿——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情怀的,又关心人类发展的特稿太少了,在中国做特稿很容易会把它窄化,很容易做成一个中国特色的好故事,可能不是那种具有人类共性的好故事。如果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更多以的全人类的意识、全球意识去思考的话,那么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才会有更大故事半径、视野,才能更好地对抗时间,也能走得更远。
《恩里克的旅程》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我的后来写《伊利亚的归途》,讲怎么培养流浪儿童读书,再就业,让他们重新投入社会的故事。我当时就觉得这和恩里克在背景上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所以我就尽力去找一个可以承载故事的主人公,最终找到了伊利亚。他的故事能够串起新疆流浪儿童群体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那《父亲的六十六号公路》,实际上这个故事很简单,确实当时自己的家庭遇到巨大的变故,经济非常的困难,父亲是怎么一点点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的,他用他很淳朴、独特的对商业的理解和坚持,把我们这个破产家庭从深渊中挽救出来。我当时刚刚接触互联网,痴迷各种财富神话,一开始对我父亲这种传统的商业理念是不认可,甚至不屑的,但在实践中却会发现我所追求的互联网思维啊,各种概念其实都是虚幻的,夸大的,在现实面前真的不堪一击,所以我就想有一天我能把我的这整个思考过程记录下来。后来关军创办了网易人间,找我约稿,我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
如您说的——崇高的美学取向,我希望任何一个故事在我这里都能够极大地去开拓它的故事半径和共性。一个好故事应该是不分国界的,能让不同国家的人都能产生共鸣,这是一直以来我对自己写作的要求和法则,在《南方周末》还写过《绿皮车的消亡史》,那是一个很具有意象的、诞生于革命时代的绿皮车,如何走过失意的八十年代,走过商品经济崛起的九十年代,走过追求速度的高铁时代,然后怎么一步一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写这么一个绿皮车退出历史舞台,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回顾,是以它为意象能够带出更多的时代感,人们共同的记忆,这样的故事才能让更多的人得到共鸣,也就是刚才说的,故事半径才能更大。

非虚构写作者叶伟民:发现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情怀的伟大故事

美国66号公路
刘:您写作的价值观是怎样的? 
叶:写作肯定要有价值观,如果写作者本人的价值观是恒定的,那他的作品所表现的价值观也会是恒定的。那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我所主张的是基础的价值观。
因为价值观有很多层次,有普世的,也就是不分阶级、不分国家、不分民族的,只要作为人类的一份子都能感同身受且能够遵循与追求的一个美好价值。这是最基础的价值。再往上,当然还会有更多的价值,比如说,不同人种的价值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价值观,不同的特征群体的价值观,不同的地域的价值观,甚至不同的城市的价值观。
那么我自己认为在写作里面,价值观越基础越好的,因为如果再往上走,就等于说拒绝了更多的人,写作不是一种是自我的任性、自怜或自嗨,它一定要去追求一些永恒不变的东西,或者追求人类内心的冲突,像福克纳说的人类内心的冲突是唯一值得书写的对象。
换个说法来表述这个价值观应该控制在一个普世的层面,有点像老子以前说的“无为而治”了,只要我们能够体现全球共通的价值观,那么这个故事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同样的故事,在不同的群体、不同价值观的人那里都能够求同存异啊。所以,我尽可能在自己的价值观里面的对人类共同所追求的东西会不遗余力地去展示,但是也要适当的留白,让不同观点的人进来,这样的作品会汇聚更多的可能性。我是不太赞同那些价值观过度尖锐、过度个人、过度群体化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实际上比较狭隘。
刘:在决定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一般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流程?写不写的边界在哪里?
叶:那我讲的比较多的是一个三个同心圆的模型,那么它分别是——最里边的是故事,中间那层是问题,最外面那一层是意义。这是一个极其简化的模型,也是一个相对共通的、相对基准的、基础的模型。
这三个同心圆也是我判断故事能不能写的基础,简单的说,我首先要判断这个故事好不好,精不精彩,是不是符合我们叙事的一些基本规律。一个好的故事里面会含有人物的困境,有对抗,有挣扎,这样才能造成冲突和矛盾。一个一片光明,花好月圆的故事是很难成为一个好故事的,还有那些好人好事,这种故事不太能成为好故事,因为人在里面没有困境。人在困境下要有所行动,要有所挣扎,要有所打破,有所改变,情节才会丰富,冲突才会激烈。
第二层,问题。有了好故事之后,还需要考虑这个故事背后有没有更大的一些东西,例如一些具有公共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现实问题也好,历史的问题也罢,或者将要发生的危机和问题都可以,但确是我们迫切所面对的、且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食品安全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这么说可能有点社会学的味道,一定要明确这个故事背后有着更多的个体在面对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亟需解决的,这样的话读者才有动力去关注你的故事,看你的故事,所以他会问这个故事跟我什么关系呢?对,就要这个故事跟更多的人产生关系,这个故事才会更好地传播,更好地留存。
第二层之后就是意义了,意义就是一些价值观的问题,一些普世性的问题,人类的善,人类的恶,还有一些伦理问题,人类的发展,命运的无常,等等等等这些相对恒定的具有终极哲学意味的意义。如果一个故事能够连闯这三关,那就是一个值得写的故事啊,我坚信要用这个步骤流程来审视每一个故事,再决定写不写,才有更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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